当然，王充并没有使用法治一词，他使用的概念是法度，他说：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此法度也。

摘要：确定某类法规纳入事先审查范围，需要考虑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分权原则，发挥实际审查效果，同时兼顾立法成本和立法效率。如果是自治县起草的自治法规，还应征求上一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意见。

1988年至1990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几经修改，数易其稿，最终完成了修改稿（第18稿）。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第四，设定自治法规事先审查制度，不仅可以从消极层面上弥合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张力，也可从积极层面上促进国家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确认了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并且进一步将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增列为较大的市。2015年《立法法》修改，虽然扩容了设区的市立法权，但是审查基准并未改变。

法规的事先审查基准重在其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自治法规还需审查其是否属于自治范围事项以及立法变通事项。第四类是《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规定的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主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属于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事项，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以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等，都是需要由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不得规定。既没有民法、刑法分置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各种权利的细致划分，既不可能有日益完善的有关权利的法规，也不可能有维护权利人的辩护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下，人们的权利意识，社会中的权利现实，长期保持着一种自发的、低级的、被扭曲的状态。

但道德与权利却都是人性的流淌，都是人性的外在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道德和权利的内在要求和体现，因此，二者的对立性注定要统一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这种统一，人类将混乱不堪、争斗不已。当道德和权利出现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用强大的力量把它们扶回正轨，或保护它们不要出轨、能正常运行。[2] 这里要再次强调，法律的内在规定或内容规定是道，而道德和权利是道在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法律中涉及道德关系的恶的对立时，其内容规定是道德规范。在理论上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追逐自身权利的自由，不受任何特权的支配和干预，但实际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权利，那就要各显神通了。

但是，道德和权利作为人性的两种主要表现，作为两种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都会遭遇恶的对立的现实存在，必然都会体现在法律中，只是在中华法系中道德的体现更自觉、更集中、更主要，权利的体现则显得自发、盲目、简陋。可以说，西方法系中道德之所以难以融入，主要就在于对道德没有本体论的认识。

中华法系更倾向于道德，西方法系更倾向于权利，实际上是这种二元对立趋于一端的表现。[15]三是认为道德是天理，是公。第三，法律对道德的保护，当然要遵循道德规范，否则何谈对道德的保护，只是在法律中道德规范要转换为法律规范，或者说，有关道德案例的法律规范是由道德规范决定的。而不是认为道德只是一种应当，是我们的主观意愿施加于法律的一种约束（西方法学家大都这样看）。

作者自己的祖国，更是以日不落帝国之名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闯，盘下了一百多个殖民地的家当。西方大佬法国，在非洲对土著的捕猎和黑奴买卖，也是令人发指的。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盐铁论·轻重》 [16] 义是天理之公，利是人欲之私。

这种二元对立，总起来看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道德源自性善。[8]而权利关系中出现的强的恶的对立（如盗窃、伤害、抢劫等），就由刑法来处置。

更其重要的是，传统儒家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并把它作为道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仿照刑法与民法的分立，分别设立道德法与权利法，各自受理相应的案件。

既然此理至明，为什么中华法系只以道德为宗，权利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为何道德却难以融入其中？ 中华法系的长项与短板，我们上面作了分析。[17]近有富勒高呼的《法律的道德性》。这几乎成了以后官场的定例。其次，中国古人对于利或权利的理解主要就是经由商业而获取的利益，在我们的理论中，商品交换的出现引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私有产权的明晰化，这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在特定意义上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是人们厌弃的。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当道德诉请侵害了个人权利时，权利的坚持有助于摆脱这种道德绑架。

对普通民众而言，更有意义的可能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人们享有的普遍的政治权利，被当成普世价值向世界各国推销，尽管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它的母国也是经由无产阶级数百年的英勇奋斗而获致的。在西方法系中，以权利为本，道德眇而民欲盛。

中间则有圣托马斯行善避恶的自然法第一诫律。于是，在人类文明社会，我们既要维护人们的道德生活，又要维护人们的权利实现，当二者遭遇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插手其间，定乱止纷，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二者倘能调和衷济，比翼齐飞，则是世界法律之幸事。从以上这一法规来分析，官员有政迹，是可以立碑的，作为道德奖励。

[3] 《史记·平准书》 [4] 同上。实际上，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他宣称，美国印地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在这些权利中，真正原初的、根本性的权利——财产权上从来都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有日益扩大的趋势。道，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古代，一侧是孔子孟子对人性善的褒赞，衍化为人生道德。

但法律的用力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道德和权利的运行规律，作出有利于保护道德和权利的规定。[13] 庞德说：上世纪法学著作的三大主题是：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史的解释。

[18] 西方也有人认为人性分为理性和感性，理性使人行善，是道德的，感性使人作恶，是不道德的。再有，商业只是流通货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的繁盛，除了启动人们的逐富之心，还会助长社会的侈靡之风，进而对本业——农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拿破仑法典》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晶，资产阶级的权利是首先要保障的，它集中于私有产权。后来，这些规定虽然放松了，但商人的子孙都不能进仕途。

二是认为道德是国家的根本。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此外，也正在从法律中消失。近代则有黑格尔、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阐扬、恶的对立的提示、权利关系的定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发。

如究其原因，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在中国古代，从来都认为道德与权利是二元对立的，看看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就知道了。[3]汉高祖这样做，其实还有点愤愤不平，在这段话的上面还有这样两句：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意思是说，连我乘坐的车都配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我的将相还只能坐牛拉的车，你商人凭什么衣丝乘车。

然而，或者是时过境迁，或者是过于健忘，西方国家摇身一变，拉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旗帜，对其他主权国家肆意干涉，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弄得这些国家战乱不已，难民四溢，并美其名曰颜色革命。这二者都是道的具体化。

然而，权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权利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愈繁多且冲突不断，不是统治者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当权利关系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为之排忧解难，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得到正常的进行。在西方法系中表现得隐蔽一些，藏在凯尔森、哈特等人对道德的排斥中。